去年10月，我看到Walter Schweidler(瓦尔特·施瓦德勒)去四川大学做报告的消息。对他的介绍有一段说：

他是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施佩曼(Robert Spaemann)的重要弟子之一，也是德国当代著名现象学家瓦登菲尔斯(Bernhard Waldenfels)哲学教席的接任者。

想到多年前《世界哲学》曾翻译过德国人Joachim Jung写的文章《德国哲学的危机》，其中一段说：

在美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得到比在欧洲更好更深入的探讨。卡尔斯鲁厄的学者H.楞克(Karlsruher Hans Lenk)认为，德国没有创造充满活力接近实际的思想平台。严格的等级制度原则禁锢了哲学创造性的发挥。哲学在德国出现不是以独立个体的状态，而总是以“某某门徒”的姿态出现。一般来说助教们必须等待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者观点被他的教授接受。“如果没有人同意我的观点，我就无法工作”这句来自某位德累斯顿大学教授的话反映了当前德国多数大学哲学界的典型现状。

和德国学术界一样，中国学术界在介绍别人或自己的时候，也喜欢以“某某门徒”的姿态出现。比如，搞中哲的一些前辈，简历中常常有一句“师从冯友兰先生”。搞西哲的一些前辈，简历中常常有一句“师从苗力田先生”。

今天看到一篇中国学者对著名哲学家Peter Singer的访谈。访谈前面加了一段对Singer的介绍，提到他“师承当代西方重要的元伦理学家、效用主义者黑尔（R.M.Hare）教授”。这是我第一次知道Singer的师承。在美国，我听过很多讲座，看过很多采访，但从来没见过介绍某个哲学家时，特别提到他的师承。当然，我的个人经验非常有限。可能有些美国哲学家很喜欢炫耀“师从XX先生”。但美国哲学界远没有中国哲学界那样强调师承，是个公认的事实。

在一个讲究师门的国家，作为一个没有“显赫”师门的平庸学者，每次看到别人以“某某门徒”的姿态出现时，我总想到那个“我爸是李刚”的著名事件，虽然有些人只是表示对老师的尊敬，并无打出老师名号压人的意思。

(按：李忠伟和周理乾兄的反馈，让我觉得需要明确区分“因为某个事情提到导师”和“以某某门徒的姿态出现”。)

2018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