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对胡适持总体肯定态度？

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刊有《胡适曾被国民党“封杀”》一文，介绍了胡适因为批评孙中山而被国民党封杀的过程。孙中山死后，被国民党封神。胡适写文章论证孙中山的学说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胡适曾被国民党“封杀”》说：

仅仅过了两天，《民国日报》却刊出了陈德徵批判胡适的文章：“不懂得党，不要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治，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在以中国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的最高遗教。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

面对国民党的批判，胡适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胡适连续发表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名教》等文章，不仅对国民党作出严厉的批判，而且矛头直指孙中山和已被国民党尊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全党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不久，胡适的这些文章与其他倡导人权与法治的同仁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出版，胡适所作的序言中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胡适曾被国民党“封杀”》提到当时的知识界自蔡元培以下，很赞美胡适对国民党的批评：

蔡元培称“振聩发聋，不胜佩服”。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

但国民党对胡适予以无情的政治封杀：

8月28日，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四十八次常务会议，指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党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案。”上海政治批判胡适的做法见报之后，北平、天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纷纷采取相应的政治打压手段。……

随后，各省市的党部一哄而上，群情激愤地要求“严惩竖儒胡适”“查办丧行文人胡适”“缉办无聊文人胡适”，对胡适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各种谩骂、攻击的文字充斥上海的《民国日报》、南京的《中央日报》等报刊。……

胡适并没有退缩，他对国民党的批评一直到老。比如，他劝蒋介石不要各种权力一把抓，劝他做个相信人民智慧的三无——无智、无能、无为——“总统”，劝他在做完两任“总统”后退休，不要再修改宪法搞连任。1952年11月，已过花甲之年的胡适当面批评蒋介石说：

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蒋介石当然很痛很胡适。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又在日记里骂胡适：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可耻！

1962年3月3日，胡适死后不久，蒋介石在日记又写道：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一障碍也。

总之，在蒋介石眼中，胡适是不学无术的小人，是文化买办，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的汉奸。

蒋介石对胡适的评价，至今在大陆仍获得一些人的认同。然而，毛泽东并不认可这种评价。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史海回眸”频道刊载的文章《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毛泽东年轻时曾受到胡适的影响，对胡适甚为肯定：

1919年9月1日，26岁的毛泽东撰写了一个《问题研究会章程》，提出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大大小小共144个问题。从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的时间及其内容看，毛泽东当时明显受到胡适实验主义主张的影响。1918年秋冬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毛泽东便认识了胡适。他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也如期寄给胡适，胡适还曾在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撰文称赞。胡适在7月20日《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 “我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毛泽东也如期看到并表示认可。

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还曾把杜威提倡的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毛泽东颇受明清实学“至诚实用”、 “经世致用”观点的影响，这也是他与胡适宣传的“多研究些问题”产生共鸣的一个原因。他当时领导驱张运动，在船山学社办自修大学，以及主张先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再出国留学等活动和主张，也都征求过胡适的意见或受到胡适观点的影响。其中自修大学这个校名，还是胡适帮助他起的。

有人可能会说，那时毛泽东思想还不成熟，肯定胡适，不能说明什么。但毛泽东到1940年后仍肯定胡适。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载的《平津战役前后 毛泽东对北平文化的保护》一文：

北平地下党还对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展开积极的争取工作。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谈话指出：“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这个设想由陈毅作了小范围内的传达。北平围城后，北京大学地下党员汪子嵩请教授郑昕转告胡适，希望胡适留下来。据时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回忆，有人（忘了是谁）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专门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了以后，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如果毛泽东没有对胡适持总体肯定态度，不会争取胡适留在大陆，不会许诺胡适“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

此外，即使在1950年代，全国知识分子都在批判胡适的时候，毛泽东仍对胡适持总体肯定态度。据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 刊载的文章《百年学人胡适》：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一度出现缓和迹象。侨居美国的胡适，作为“代表性人物”，成为中共争取的对象，但遭到胡的拒绝。毛泽东在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这段话应该真实可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绝对不会刊登虚假的东西）。毛主席说到的“批判”，意指1954年—1955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毛主席心中，这不是学术批评，而是政治批判，所以他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

可惜的是，现在到了21世纪，许多人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观点，替胡适恢复名誉。

2021年9月5日